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白話文寫作的歷程，標點符號作為白話文的副產品，也登上了歷史舞臺，標點符號的出現改變了文言文不斷句的傳統(tǒng)，使閱讀變得更加容易，那么，是先有白話文還是先有標點符號呢？時人怎么看標點符號呢？河南大學張寶明教授對此進行了專門梳理，回顧了標點符號在中國的歷史。

　　胡適率先使用問號和驚嘆號

　　《新青年》前身《青年雜志》的斷句方式千篇一律，都是用“。”表示句讀，即便如此，這在當時已經算非常新潮和現代的標注方式，比起數千年來“句讀知不知惑之不解”的傳統(tǒng)有很大進步。然而，這樣的改良仍然不能滿足新派人物的追求。

　　1916年9月，《青年雜志》易名《新青年》的同時，編輯部在個別同仁的建議下，開始醞釀進一步改革，11月1日出版的2卷3號上的句讀符號一律采用“。”的做法。雜志在用“。”表句的同時，添加了“、”，用來表示中間的停頓，也就是古人所說的“讀”。從2卷3號“句”、“讀”間雜使用到第4卷，《新青年》雜志一直沿用這樣的標點符號。但隨著白話文使用頻率的提高，這樣的標注方式無法滿足編輯的需要。

　　盡管《新青年》這時還完全采用白話文，但白話文的出場頻率已經很頻繁，個別同仁因此嘗試尋求突破，以使文章更準確地表情達意，使語氣委婉生動、抑揚頓挫。在編輯的操作下，4卷1號上高一涵寫作的《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》已經在“句讀”兩種標注方法之間加上了“：”號、“；”號，而且用來表示“讀”的千篇一律的“、”號，也改換成為“，”號。

　　在同一期雜志上，提倡語音和文字以及標點符號改革最為有力的錢玄同也在《論注音字母》一文中力陳“句讀”符號多元化。一個有趣的細節(jié)是，他的句號不是用“。”，而是采用頗受西語影響的“．”。陶孟和的《女子問題》以及劉半農的《應用文之教授》兩文和錢玄同的標引方法一模一樣。周作人的《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》則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。

　　陳獨秀發(fā)表的《科學與基督教》一文，它上半部分發(fā)表于3卷6號，完全是“傳統(tǒng)”雜志的版式，而到了4卷1號，下半部分的內容除卻停頓一律襲用“、”，其它的標引方法則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轍。“海歸派”胡適在4卷1號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《歸國雜感》。該文比高一涵的《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》之標點符號更為細致、具體和到位。本來，早在1915年8月胡適就有《論句讀及文字符號》發(fā)表在《科學》的2卷1期上，并胸有成竹地歸納出10種符號。只是當時他節(jié)外生枝地將這10種又分為豎排和橫排兩種。時至《歸國雜感》，他在所能夠出現的“，”、“。”、“：”之外，破天荒地使用了“？”號表示質問語氣，使用“！”表示感嘆。包括“……”表示刪節(jié)的符號以及不確定的“□□”。應該說，1918年11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已經奠定了現代漢語（白話文）典范符號的雛形。